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_文化新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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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

■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

■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是否会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

《文城》 余华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文城》来了，余华的堂皇回归，让众人瞩目。尽管如此，《文城》并未赢得一致的赞誉。争论从报纸、杂志延伸至更为快捷的微信朋友圈。余华的拥趸们激动地说，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这种表述隐含的迂回前提是：《活着》公认为标杆式作品，之后的《兄弟》和《第七天》出现下滑；《文城》不负众望，恢复一个先锋作家既定的高度。相对于正方的慷慨肯定，反方的不满之辞委婉而谨慎。人们首先肯定《文城》是一部杰作，但是，某些方面似乎还不够饱满，存在小小的遗憾，譬如，好故事即是好小说吗？“好看”之余是不是还得有些别的什么？人物性格是否存在“扁平化”的倾向？情节是否显现出某种封闭性，乃至迹近类型小说？如此等等。显然，这些异议察觉到相似的问题，各种表述逐渐汇拢到共同的轨道上来。

的确，曾经写出《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与《活着》相似，《文城》强烈的悲情很大程度地源于一个叙事策略：回避生活的复杂纹理。《文城》没有令人爱恨交加的人物，没有令人迷茫的历史岔道，没有忠孝不可两全的犹豫和痛苦，也没有政治与友情、亲情、爱情之间乱麻一般的纠缠与矛盾。《文城》的绝大多数人物性格始终如一：林祥福矢志不移地寻找失踪的妻子，周围的每一个人物坚定地履行与生俱来的使命——仁慈的，仗义的，纯朴的，凶残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天灾人祸，许多人日常生计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他们安分踞守于自己的生活位置。没有令人不安的非分之想，没有尔虞我诈的密谋与阴险。商会会长是一个负责的乡绅而非为富不仁；普通村民、佃农乃至妓女无不恪守古老的道德准则，没有人因为穷困而谋求不义之财。《文城》之中的土匪凶悍异常，尤其是张一斧杀人不眨眼。

《文城》的众多人物表里如一，轨迹单纯，善与恶针锋相对，爱与憎泾渭分明。军阀混战，匪祸频仍，林祥福、陈永良乃至顾益民左支右绌，每况愈下，然而，他们的为人处世从未放弃“情义”二字。愈来愈严峻的生死考验之中，“情义”闪烁出愈来愈纯粹的光芒，令人潸然泪下，令人肃然起敬。余华似乎不屑于考察剧烈冲突的夹缝里某些暧昧的暗角，那儿的善恶评判可能不那么清晰；也不屑于捕捉浮絮一般拂过内心的几丝嫉妒、怯懦、羞涩、贪婪，那些心思若有若无，幽暗不明。总之，故事周围种种毛糙的边角料被大方地裁掉了。

如此光滑的几何形状是否少了些什么？过度整饬的文学工艺往往会剔除各种错杂的成分，损坏混沌而宏大的气象。对于《文城》说来，强烈与单调之间平衡并非多余的问题。当然，余华的叙述语言对于二者的平衡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个意义上说，《文城》不时流露的戏谑口吻不能仅仅解释为调侃取乐。对于情节的某些动机、转折、多种演变的可能，《文城》放弃了针脚细密的分析与描写，余华式的幽默显现出举重若轻的风度，譬如人票被土匪割去耳朵之后不可控制的身体倾斜，溃败的军阀涌入溪镇寻欢作乐，朱伯崇组建民团的射击考试，甚至林祥福与张一斧最后的殊死搏杀也包含了喜剧因素。正如喜剧美学显示的那样，戏谑、幽默与描述的生活表象保持无形的距离；笑声隐含居高临下的俯视，这既是一种美学观念，也是一种生存姿态，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投入生活，丝丝入扣地找出情节的内在肌理，分析、思索、激情、愤怒仿佛过于严重，幽默与诙谐才是恰如其分地面对生活乃至面对苦难的方式。

余华《文城》：悲情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