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以历史质感和理想主义征服观众_文化新闻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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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产重大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新的突破，重大现实题材、重大革命题材、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出现了《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山海情》《江山如此多娇》《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金刚川》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成为体现了主流价值观与主流市场相互重合的 “新主流影视剧”。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大量重大题材影视剧中，真正能够成为“新主流”的作品依然是凤毛麟角，许多作品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肤浅化的局限。

　　我认为，《觉醒年代》成功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尊重创新规律，敢于突破题材和模式的“舒适区”。

　　多年以来，面对一些不断被重写的题材，重大题材作品创作存在一些既定的模式，成为了一种创作上的所谓“舒适区”。这造成了一些作品既缺乏艺术的新鲜感也缺乏生活本身的丰富性，从而失去对观众的吸引力。而《觉醒年代》首先在表现历史的视角和观照历史的视野上实现了突破，同时在创作上放弃了概念化的创作模式，也回避人为的戏剧性虚构，而是通过艺术地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去重现历史的面貌、轨迹、质感，以历史的质感和理想主义的光辉去征服观众，而不是用一种浅薄的戏剧性和艺术技巧去取悦观众，应该说体现的就是一种突破 “舒适区”的勇气和自信。虽然创新与风险永远是双刃剑，但是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这也是颠扑不破的创作真理。

　　《觉醒年代》的成功，还在于其尊重历史，呈现出真实的历史感。

　　《觉醒年代》的成功，当然也必然体现为尊重艺术，回到 “以人为本”的创作道路。

　　许多作品，往往人为去制造戏剧性，虚构一些与故事主体游离的家庭冲突、动作场面、感情纠葛，而并没有从人物的性格出发去结构情节。《觉醒年代》基本抛弃了这种人为的戏剧性设计，让所有的戏剧冲突都来自于人物的性格冲突、选择冲突，就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理论中所提到的那样，是一种合理性与另一种合理性的冲突。所以，观众们普遍反映，过去历史教科书中的历史人物在这部作品中全部鲜活起来了。观众不觉得是在“看戏”，而是在“看人”，看陈独秀如何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看蔡元培如何兼容并包、大智若愚，而李大钊则因平易近人的性格，被年轻观众戏称为“铁憨憨”。正因为人物鲜活了，当人们看见蔡元培“三顾茅庐”请陈独秀出山，看见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恩仇，看见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三人道不同而情义在的分道扬镳等等段落的时候，都完全没有意识到“戏剧”技巧的存在，而是被人物深深打动，从而体现出真正优秀的电视剧一定是“人”的电视剧。正如文学是人学一样，艺术也是人的艺术。

　　除了尊重创新规律、尊重历史、尊重艺术之外，《觉醒年代》的成功还在于尊重审美，体现了从迎合大众走向引导大众的创作追求。

《觉醒年代》：以历史质感和理想主义征服观众